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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一方水土一方人，自古蜀地出文人（第1页）

四川一直雄踞中国西部之首，这其中除了经济因素之外，更重要的是文化因素，四川被公认为历史文化名城。正所谓：一方水土一方人。四川山清水秀、地灵人杰，自古以来蜀地就出文人，无数的文化名流和精英相继在纷纭的历史舞台登台亮相，成为文坛上一颗颗璀璨夺目的恒星。

1。引领一代风骚的汉赋第一人——司马相如

在《史记》中，有一个人备受作者司马迁推祟，以致惜墨如金的他在一本煌煌巨著中，用了最多的文字和篇幅来为这个人立传，并且还几乎全文收录了这个人的八篇文和赋，其摘录文字之多，远远超过司马迁自己的记述。这种现象在司马迁的著作中绝无仅有。这个幸运的传主就是和司马迁同时代的司马相如。

西汉景帝时，成都有个小名叫做犬子的人只身闯荡京城长安。他出城过座桥时，曾经志在必得地说，将来要坐着四匹马拉着的马车回来。这座桥就是今天的驷马桥。这个人就是中国文学史上领一代风骚的汉赋第一人——司马相如。

景帝去世，汉武帝刘彻在位。刘彻有一次看到《子虚赋》非常喜欢，以为是古人之作，叹息自己不能和作者同时代。当时侍奉刘彻的狗监（主管皇帝的猎犬）杨得意是蜀人，便对刘彻说：“此赋是我的同乡司马相如所作。”刘彻惊喜之余马上召司马相如进京。司马相如向武帝表示说，“《子虚赋》写的只是诸侯王打猎的事，算不了什么，请允许我再作一篇天子打猎的赋”，这就是内容上与《子虚赋》相接的《上林赋》，不仅内容可以相衔接，文字辞藻也都更华美壮丽。此赋以“子虚”“乌有先生”“亡是公”为假托人物，设为问答，放手铺写，以维护国家统一、反对帝王奢侈为主旨，歌颂了统一大帝国无可比拟的声威，又对最高统治者有所讽谏，开创了汉代大赋的一个基本主题。此赋一出，司马相如被刘彻封为郎。

建元六年（西元前135年），相如担任郎官数年，正逢唐蒙受命掠取和开通夜郎及其西面的僰中，征发巴、蜀二郡的官吏士卒上千人，西郡又多为他征调陆路及水上的运输人员一万多人。他又用战时法规杀了大帅，巴、蜀百姓大为震惊恐惧。皇上听到这种情况，就派相如去责备唐蒙，趁机告知巴、蜀百姓，唐蒙所为并非皇上的本意。他在那儿发布了一张《谕巴蜀檄》的公告，并采取恩威并施的手段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。

相如出使完毕，回京向汉武帝汇报。唐蒙已掠取并开通了夜郎，趁机要开通西南夷的道路，征发巴、蜀、广汉的士卒，参加筑路的有数万人。修路二年，没有修成，士卒多死亡，耗费的钱财要用亿来计算。蜀地民众和汉朝当权者多有反对者。这时，邛、笮的君长听说南夷已与汉朝交往，得到很多赏赐，因而多半都想做汉朝的臣仆，希望比照南夷的待遇，请求汉朝委任他们以官职。皇上向相如询问此事，相如说：“邛（qiong，琼）笮（zuo，昨）、冉、駹（mang，忙）等都离蜀很近，道路容易开通。秦朝时就已设置郡县，到汉朝建国时才废除。如今真要重新开通，设置为郡县，其价值超过南夷。”皇上以为相如说得对，就任命相如为中郎将，令持节出使。副使王然于、壶充国、吕越人等，乘坐四匹马驾驭的传车向前奔驰，凭借巴、蜀的官吏和财物去拢络西南夷。相如等到达蜀郡，蜀郡太守及其属官都到郊界上迎接相如，县令背负着弓箭在前面开路，蜀人都以此为荣。于是卓王孙、临邛诸位父老都凭借关系来到相如门下，献上牛和酒，与相如畅叙欢乐之情。卓王孙喟然感叹，自以为把女儿嫁给司马相如的时间太晚，便把一份丰厚的财物给了文君，使与儿子所分均等。司马相如就便平定了西南夷。邛、笮、冉、駹、斯榆的君长都请求成为汉王朝的臣子。于是拆除了旧有的关隘，使边关扩大，西边到达沫水和若水，南边到达牂（zang，脏）柯，以此为边界，开通了灵关道，在孙水上建桥，直通邛、笮。相如还京报告皇上，皇上特别高兴。他的一篇《难蜀父老》以解答问题的形式，阐明了和少数民族相处的道理，其文苍劲优美，说理透彻，成功地说服了众人，使少数民族与汉廷合作，为开发西南边疆作出了贡献。可惜好景不长，有人告发他接受贿赂，遂遭免官。岁余，被重新启用，仍为郎官。

相如口吃，但却善于写文章。他经常患糖尿病。他同卓文君结婚后，很有钱。他担任官职，不曾愿意同公卿们一起商讨国家大事，而借病在家闲呆着，不追慕官爵。他曾经跟随皇上到长杨宫去打猎。这时，天子正喜欢亲自击杀熊和猪，驰马追逐野兽，相如上疏加以劝谏，刘彻认为他说的对。相如还曾经向刘彻献赋，哀悼秦二世行事的过失，以劝诫刘彻。

相如被授官为汉文帝的陵园令。武帝既赞美子虚之事，相如又看出皇上喜爱仙道，趁机说：“上林之事算不得最美好，还有更美丽的。臣曾经写过《大人赋》，未完稿，请允许我写完后献给皇上。”相如认为传说中的众仙人居住在山林沼泽间，形体容貌特别清瘦，这不是帝王心意中的仙人，于是就写成《大人赋》。

刘彻非常高兴。

元狩五年（西元前118年），相如已因病免官，家住茂陵。天子说：“司马相如病得很厉害，可派人去把他的书全部取回来；如果不这样做，以后就散失了。”派所忠前往茂陵，而相如已经死去，家中没有书。询问相如之妻，她回答说：“长卿本来不曾有书。他时时写书，别人就时时取走，因而家中总是空空的。长卿还没死的时候，写过一卷书，他说如有使者来取书，就把它献上。再没有别的书了。”他留下来的书上写的是有关封禅的事，进献给所忠。所忠把书再进献给天子，天子惊异其书。

汉代最重要的文学样式是赋，而司马相如是公认的汉赋代表作家和赋论大师，他在辞赋上取得一系列文学成就：。《汉书艺文志》著录“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”，现存《子虚赋》、《天子游猎赋》、《大人赋》、《长门赋》、《美人赋》、《哀秦二世赋》6篇，另有《梨赋》、《鱼葅赋》、《梓山赋》3篇仅存篇名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有《司马相如集》1卷，已散佚。明人张溥辑有《司马文园集》，收入《汉魏六朝百三家集》。

两千多年来，司马相如在文学史上一直享有崇高的声望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两汉作家，绝大多数对他十分佩服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。在整个《史记》中，专为文学家立的传只有两篇：一篇是《屈原贾生列传》，另一篇就是《司马相如列传》，仅此即可看出相如在太史公心目中的重要地位。并且在《司马相如列传》中，司马迁全文收录了他的三篇赋、四篇散文，以致《司马相如列传》的篇幅大约相当于《贾生列传》的六倍。这就表明，司马迁认为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是超过贾谊的。

鲁迅在《汉文学史纲要》中，将相如和司马迁并称：“武帝时文人，赋莫若司马相如，文莫若司马迁。”这足见司马相如在文坛的地位。如果说陈子昂开启了一个诗歌的盛唐，那么我们应该说，司马相如开启了一个巴蜀的文化时。

2。地灵人杰，博览多识——“西边圣人”杨雄

“平乐山秀有严仙，郫县地灵出扬雄”这是罗清翰老师笔下的佳句。他曾说过：一个城市要进步发展，必须有这个城市的名片和特征，在郫县悠久的历史上曾出现过两个旷世奇才，一个是被称为仙人、思想家、教育家、星相家、“三个铜钱摇卦占卜法”的创始人——严君平；另一个是被称为“西边圣人”（孔子被称为“东边圣人”）、哲学家、思想家、改革家、文学艺术家、语言文学家、辞赋学家、历史学家…最全面的多学科大师的人——扬雄。

扬雄，本姓杨，扬雄好奇，特自标新，易姓为扬。扬雄少时好学，博览多识，酷好辞赋。口吃，不善言谈，而好深思。家贫，不慕富贵。40岁后，始游京师。大司马王音召为门下史，推荐为待诏。后经蜀人杨庄引荐，被喜爱辞赋的成帝召入宫廷，侍从祭祀游猎，任给事黄门郎。其官职一直很低微，历成、哀、平"三世不徙官"。王莽称帝后，扬雄校书于天禄阁。后受他人牵累，即将被捕，于是坠阁zisha，未遂。后召为大夫。《三字经》把他列为“五子”之一：“五子者，有荀扬，文中子，及老庄。"

??扬雄一生悉心著述，除辞赋外，又仿《论语》作《法言》，仿《周易》作《太玄》，表述他对社会、政治、哲学等方面的思想，在思想史上有一定价值。另有语言学著作《方言》等。

在辞赋方面，他最服膺司马相如，"每作赋，常拟之以为式"（《汉书·扬雄传》）。他的《甘泉》、《羽猎》诸赋，就是模拟司马相如《子虚》、《上林》而写的，其内容为铺写天子祭祀之隆、苑囿之大、田猎之盛，结尾兼寓讽谏之意。其用辞构思，亦华丽壮阔，与司马相如赋相类，所以后世有"扬马"之称。

扬雄早期以辞赋闻名，晚年对辞赋的看法却有所转变。他评论辞赋创作是欲讽反劝，认为作赋乃是"童子雕虫篆刻"，"壮夫不为"。另外还提出"诗人之赋丽以则，辞人之赋丽以淫"的看法，把楚辞和汉赋的优劣得失区别开来（《法言·吾子》）。扬雄关于赋的评论，对赋的发展和后世对赋的评价有一定影响。扬雄在《法言》中还主张文学应当宗经、征圣，以儒家经书为典范。对于后来刘勰、韩愈的文论，颇有影响。

扬雄在散文方面也有一定的成就。如《谏不受单于朝书》便是一篇优秀的政论文，笔力劲练，语言朴茂，气势流畅，说理透辟。他的《法言》刻意模仿《论语》，在文学技巧上继承了先秦诸子的一些优点，语约义丰，对唐代古文家发生过积极影响，如韩愈"所敬者，司马迁、扬雄"（柳宗元《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》）。此外，他是"连珠体"的创立人，自他之后，继作者甚多。

扬雄中国西汉末年哲学家。扬雄把“玄”作为他的哲学体系的最高范畴，认为“玄”是天地的本原，而万物是天地相互作用的结果。他说，玄“摛措阴阳而发气”，认为“玄”是气的根源。至于“玄”是物质性的还是精神性的，学术界尚有争议。

?????????扬雄认为“玄”兼赅阴阳，天地万物也都是对立的统一，对立面相互转化，相互推移。认为“盛则入衰，穷则更生；有实有虚，流止无常”。又认为，事物的变化表现为因、革交替，“因而循之，与道神之;革而化之，与时宜之。故因而能革，天道乃得；革而能因，天道乃驯”。“因”指事物的继承关系，“革”指事物的创新变革。他认为在继承过程中有创新，创新过程中又不能离开继承。他说：“物不因不生，不革不成。”扬雄这些辩证法思想，与他政治上的改革主张紧密相连。

扬雄对当时的宗教迷信和谶纬思想作过批判。他说：“神怪茫茫，若存若亡，圣人曼云。”他认为有生必有死，有始必有终，这是自然之道，而神仙方士们所散布的语言是毫无根据的。扬雄这些思想在当时起过进步作用。

扬雄强调知识的重要，他说渡海须用舟，乘舟须用楫，要不迷失方向，须有知识。扬雄肯定人的认识能力，指出“天地，神明而不测者也，心之潜也，犹将测之，况于人乎，况于事伦乎”。他认为心能周知万物，所以心是“神”。扬雄提出修性之说，主张加强道德修养。扬雄对先秦诸子的道德论都有取舍。在人性善恶问题上，他不同意孟子的性善说，也反对荀子的性恶论，提出了“人之性也善恶混”的人性论。他所说的“性”，包括“视、听、言、貌、思”五个方面，而对每个人而言，又有“正”、“邪”两个方面，既有善的方面，又有恶的方面。凡人之性都是善恶两方面杂处其间，表现为善或恶，则决定于“学”与“修”。从而提出了“修其善则为善人，修其恶则为恶人”和“学则正，否则邪”的道德修养论。

????????他说，“学者所以修性也”，主张人之为学，务必及早，应从“其不奸奸、不诈诈”的儿童时代开始。因为，这时恶习未染，易于修学。一旦染上恶习之后再修学求正，就难以见效。扬雄人性论的善恶、正邪标准大都是儒家伦理思想中的仁义礼，并无创见。但他强调学与修，反映了道德修养的某些固有规律。

扬雄高度评价尧舜，推崇孔子，肯定他们为圣人。在扬雄看来，“圣人重其道而轻其禄，众人重其禄而轻其道”。认为圣人高于众人，若将圣人同诸子相比，圣人是“日月”，诸子是“众星”。扬雄反对申、韩之术，但对诸子的言论，并不一概加以排斥，他赞赏老子“言道德”、庄子“少欲”的主张，常以孟轲自比。

扬雄的哲学著作和文学篇章对后人产生过重大影响，受到以后许多思想家、政治家的极力推崇。西汉末年，桓谭认为他超过了周秦诸子。唐代韩愈将扬雄同孟轲、荀况相提并论，称赞荀况与扬雄“是大醇而小疵”。北宋司马光、王安石对扬雄更加推崇，司马光用30多年的时间集注《太玄》和《法言》，称赞扬雄为大儒，王安石称赞扬雄为“先觉”。